柏林从文化多元主义推衍出价值多元主义思想，并且认为原则上可以发现所有价值都能和谐相处的模式是建立在关于世界本质的一种错误的、先验的观念之上。

（三）宪法法院至上 比较宪法学者汤姆•金斯伯格研究东亚新兴国家的宪法法院时发现，宪法法院审查权力的大小与具体政治情势相关，体现在法院审查启动难易程度、审查效力、任命和负责机制、法官任期、审查机构规模五个方面。它大胆而果断地做出诸多宪法判决，重塑了南非社会、政治、法律制度。

南非宪法法院权威在创立之初是不稳定的，通过几年宪法裁判实践，法院逐渐取得了政治家和民众的支持，赢得了不可撼动的权威。虽然这类判决政治风险高，但是一旦被接纳了，宪法法院就能退居幕后。20世纪80年代南非社会动荡不安，黑白矛盾激化，死刑成为官方治理社会的重要手段。最后一种方式是当事人直接申请。宪法法院是活的、积极的、灵活变化的。

除此以外，南非宪法法院具备一项独特权力——审查新宪法。政治形势恶化令布特莱奇难以接受，他故技重施宣布退出政治谈判。在使用智能投票系统以前，为统计社区居民意见，K社区H居民小区不仅设置了流动票箱，还组织了12个志愿者小组，利用休息时间逐栋上门统计投票，居民小组和志愿者均疲惫不堪。

在多元化和异质化的社区中，只有找到或制造出利益重叠的部分，居民之间的利益共识才有望达成。哈贝马斯认为存在普遍道德，所以即使在价值多元化的领域仍然有望通过理性沟通达成共识。根据智慧城市建设标准，智能社区要打造全实时安全防控平台，利用科技手段实现对社区人员、车辆、房屋、重点部位的全覆盖动态化管控。平等的对话、各方利益的兼顾与平衡更有助于维护社区邻里的和谐氛围。

智慧城市背景下，网格化管理以维稳为导向，强调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全面收集社区信息，清晰刻画人车轨迹，为案件侦破提供线索，打击预防犯罪，提高社区居民安全指数。政府与企业合资建设与管理模式。

偶有需要召开居民会议或居民代表会议的事项时，参加者也大多是中老年人，青年人因为上班或抚育子女等各种原因并不热衷于参加居民会议或居民代表会议，社区青年普遍缺席社区或院落公共事务的管理。(14)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第96页。三、法律应对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以居民委员会选举为例。

尽管业主大会已经投票表决解聘物业公司，但社区和派出所工作人员仍建议不要解聘，社区和派出所负责人更是在网络议事平台中直言要以大局为重，要维护小区稳定和社会稳定。而已有固定停车位的居民则大多表示中立。以K社区为例，K社区现有居民户6000余户，居住人口16000余人。矛盾的产生主要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和谐导致的冲突。

K社区H居民小区征求意见的结果显示，住户明确表示支持的约占20％，明确表示反对的也是约占20％，其余均保持中立。首先，社区治理应以民生维权为价值取向。

②按照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划分标准，44岁以下的人被列为青年，45-59岁的人被列为中年。通过对K社区的观察发现，智慧城市背景下社区居民自治呈现出许多新样态。

解聘物业公司是居民以业主身份行使的权利，于法有据，程序规范，理应得到支持。但社区和派出所以维稳为目的，简单压制矛盾，忽视公众的诉求，以堵代疏，短期看来似乎实现了维稳的目的，长期看来并不利于和谐社区的构建。通常在价值问题上，基于道德标准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人们很难达成共识。这一问题伴随着智慧城市的建设有望得到解决。智慧城市背景下居民自治的发展面临三重困境：一是相关立法滞后于智慧城市建设，居民身份认定标准不一、民主参与和监督机制缺失以及法律法规适用范围不清。(二)共识困境与分异风险 制度形成领域的人民公意可以建立在投票民主的基础上，即使有民主的不满，也可以通过宪法平衡和兼顾少数群体的权利保护，从而避免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

K社区在街道、派出所牵头下成立了社区网络服务平台，主要是以维稳为目的。正如洛克所言，人民一旦将手中的权利交出去，获得权利的主体如果不受制约便极有可能异化为人民的对立面，进而侵犯人民的权利。

再次，智慧城市有必要构建新的人权保护机制。社区网络议事平台的建立为社区居民反映意见和表达诉求提供了便利。

以智能动态防控平台为例。目前我国在智能监控技术层面出台了《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信息安全技术要求》国家标准，但关于视频图像信息库的数据交换与共享、清洗与保密并无法律规范。

目前我国科技伦理界限和法律规制都远远落后于科技发展。但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实际设立居委会的社区规模远超这一标准。在智慧社区商圈中，参与方除政府、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以外，还有许多关联企事业单位。智能技术蓬勃发展，伴随着智慧城市的建设投入使用，但配套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没有跟上，不利于居民数字权利的保障。

派出所通过网络服务平台密切关注社区动态，一旦发现矛盾立刻积极介入，以保障社区稳定。在业主委员会代行居民委员会职责或者院落委员会代行业主委员会职责时，能够明确应当适用的法律法规。

社区工作的内容包括基层政府委办事务和社区自治事务。信息社会的表达机制则覆盖了一切有网的人，社区内各个利益群体均可以发声。

概言之，基层治理体系逐步实现了对社会组织的官治化和去自治化，以管控为核心的治理逻辑贯穿始终。在涉及需要居民共同参与决策的事项时，应当按照法律法规或者管理规约召开居民会议。

当社会组织的行政化和去自治化消解了自治组织的中介功能时，这一泄洪道被关闭，对民众正当的权利诉求的忽视与压制可能导致矛盾积累后更易爆发。美德的特性在于团结人们的心灵，使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联合起来。(11)在古典思想家看来，以德性为基础的生活才是幸福的生活，才是法的终极目的。其次应当明确基于公民权的社区公共事务和基于物权的小区公共事务的具体范围和划分标准。

作者简介：夏永梅，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讲师。智慧城市建设给居民带来好处(利益相关性)的同时，也为居民委员会制造了权力寻租和腐败的空间。

在信息社会中，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文化和价值鸿沟也日渐清晰，只是在工具理性影响力扩张的背景下，价值多元和价值冲突往往被遮蔽于利益冲突之下。(三)社区多元利益格局加速形成，冲突凸显 当今社会是一个多元化和异质化的社会。

在智慧社区商圈中，关联企业对基于安全防控或者智能服务而获取的数据并不具有独占性权利。这一举措对社区人、事、物的管理和服务模式带来了很大转变。